家史丨李力：小脚奶奶教导我，懒老婆和软面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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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1952年生。1968年到山西蒲县插队，1969年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文物书刊资深编辑，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编审，已退休。著有《中国文物》《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合著）《中华文明史》第三卷《秦汉美术》（合著）。发表文物，艺术类论文多篇。

原题

我的奶奶李陈氏

作者：李力

我家楼前有块空地，前些年一直空落落的，最近一两年突然热闹起来，一二十个抱着或用婴儿车推着，或被牵着踉跄学步的小儿，变戏法似的出现在这片空地上。人们都说，八零后一茬结婚生子的高峰到了。

我偶然走近那些粉团般的小儿，年轻的妈妈们就会催促孩子：“快，叫奶奶。”

奶奶——蓦然一怔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奶奶辈儿了。

于是想起早已过世多年的我的奶奶。

作者的爷爷和奶奶

“奶奶，饭熟了吗？饿死啦！”这是我每天中午冲进家门的第一句话。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战后婴儿潮一代孩子多，学校教室不够用，普遍实行半日制，两班共用一个教室，上下午轮着上课。上午一连五节课，放学早过了饭点儿，饿得心慌，甚至走不动回家的路。

奶奶能立刻盛出一碗热在锅里的二米饭——大米和小米，或与高粱米混合在一起，冒着热气，她将一勺乳白色的猪油拌到饭里，再淋上一勺酱油。猪油、酱油在热腾腾的饭中迅速融化，顿时变成油汪汪、亮晶晶的暗红色，还散发着肉香，正是我最爱吃的美食。

幸亏有家，幸亏有奶奶，我常这样想。

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加我们五个兄弟姊妹，共有九口人，还有一位常年帮佣的东北阿姨，吃饭时坐满一张大圆桌。那是在东北的一个省会城市，父母都是机关里的干部，因为经常搞运动，他们几乎每天下班都要学习、开会，回家时我们小孩子早就睡熟了，而我们早起上学时，他们又还没起床，所以一天到晚难得见面。自打记事起，家里最亲近的人，就是我的爷爷和奶奶。

作者父亲于1950年，当年第一次返乡接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是解放初期，父亲从山西雁北大同附近的老家接来的，都有六七十岁了。那时我家住的街区是一大片日本人占领时建的独栋洋房，每幢房子还附带着一个大院子，据说当年都是日本军界和富商们的住宅，1949年后成为省里领导干部的宿舍。我家住的那幢房子有很多间，铺着厚重的红漆木地板，厨房通管道煤气，有独立的暖气系统和自家小锅炉，每间屋都有大暖气包和宽敞的日式推拉壁橱。有一间还砌了一个中式火炕，占了半间屋子大小，冬天用劈柴烧通烟道，整个炕上都热乎乎的，这里成了爷爷奶奶的专属领地，老两口在炕上各据一方，时而还小孩子般为谁过了中线而斗嘴。

爷爷一米八的高个，背有些驼了，他皮肤黝黑，脸型瘦削，一天到晚没多少话，据说他年轻时魁梧英俊，心大脚野，不甘于田间劳作，把家里地里的活全甩给奶奶，自己外出找门路，终不得要领，最后给本地的盐场赶大车，还差点被装满了盐的受惊马车压死。如今年老体衰（他比奶奶大十二岁），早没了当年的气象，总是坐在火炕上他那一侧，抽一根烟杆很长的旱烟。冬天我放学回家，最爱爬到爷爷这边的炕上，把冻红的双手伸进他热乎乎的褥子底下，还偶尔喝一口他酒壶里的白酒，那液体热辣辣的顺着嗓子流，很小就熟悉了烈酒的味道。

奶奶与爷爷正相反，她个子矮，高不及爷爷肩膀，圆圆的脸，皮肤很白，大嗓门，爱说话。胖滚滚的腰身像东北小孩玩的“冰猴”（一种冰上陀螺），肥大的家制缅裆裤脚处打着裹腿，最醒目的是她那一双小脚，怎么看都是三角形，前面尖尖的，脚背鼓鼓的，活像两个端午节包的肉粽子。我曾经好奇地用做数学题的尺子量奶奶的小鞋，鞋底只有十一二公分长，真的是“三寸金莲”呢。

小脚是奶奶最大的隐私，洗脚是她每隔一段时间要做的大事。通常是在白天，家里没啥人时，她先烧好一盆热水，让我家东北阿姨端到她那侧的炕沿下，我就知道奶奶要洗脚了，因为我是女孩，她并不在意正我在一边好奇地看。只见她脱下手工做的三角形小鞋小袜子，里面是一层又一层紧紧缠绕的白色宽布条，那就是裹脚布了。

我看到布条缠着的最外面，还被针线缝得严严实实，奶奶带着老花镜，用小剪子仔细地把这些针线一根根剪断拆去，才将裹脚布放开。她把布条先从头卷成一个筒，再把这个筒围着脚的上下一圈圈绕，把2米多长的布条全都绕到这个卷筒上……

直到这时，她的一双真实的小脚——如果那还可以算作是脚，才露了出来。记忆中我看到的，其实是两个奇怪的三角形肉团：前方各只有一个大拇脚趾是完整的，那正是“三寸金莲”尖端的部分；其余四个脚趾全不见了，仔细寻找，却发现它们不知怎么被翻转到了脚底，蜷缩如四粒花生米样大小，成为了足底的一部分；至于前脚掌和后脚跟，更是蹊跷地紧紧挤靠在一起，造成了脚背部的异常隆凸。

我不明白这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一双天足，与生俱来的，五指并拢的，平平展展的双脚，怎么会变成如此模样，是因为那长长的裹脚布吗？是因为缝紧裹脚布的那些针线吗？后看清人小说《镜花缘》，有男主人公林之洋在女儿国被选妃，受穿耳缠足之苦的细致描写，才知道奶奶童年时娇嫩的双足，是被强大的世俗力量所攫慑，天然的骨头和肌肉，生生被扭断了又重组了，被揉碎了又愈合了。

很多年后，看到有洋人书中绘的中式小脚图，形态和结构全不对，我怀疑他们并未亲眼见过中国女人的小脚，也怀疑吾国从前的男人们，并非喜爱女人真实的“三寸金莲”，因为它们实际是病态和丑陋的。听说老家山西雁北一带，过去曾是缠足之风盛行之地，有民俗类书记载，早年大同举办过专门的“赛脚会”，方圆多少里的都来参赛看热闹，盛况空前。女人们坐在放下帘子的轿里，只露出各自穿着绣花鞋的小脚，比赛标准以最小巧者为优胜和美。

几十年过去了，奶奶的相貌已经有些模糊，那双穿着小鞋的畸形小脚，还依稀有所记忆。

摄于1952年，前面坐着奶奶，她怀抱着作者的哥哥（长孙），后面是作者父母，母亲手中抱着一岁的作者

记忆中的奶奶，矮胖的身子被一双如此纤弱的小脚支撑着，走起路来左右摇摆，却能有效地保持平衡，在屋里院里如履平地。

我家周围的院子各有千秋，日本人当年把房子以外的空地都留得很大，各院以丛树或矮墙间隔。隔壁家王伯伯是念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干部，他家院里种着各种鲜花，从春到秋姹紫嫣红，有一种花晚上香气袭人，名夜来香，沁人的香味连我家都能闻到。某年他家不知从哪得了草莓种子，种了一大片草莓，结出的那种鲜红小果子很多年后才在国内市场上出现。

更多人家的院子都是种菜，有的又建鸡窝兔舍，养鸡养兔，甚至还有一家砌了羊圈，养了能挤奶的羊。这显然与干部们大多出身农家有关。

就说我家，除了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一排矮丛类樱桃树和梨树、海棠果树外，其余大片空地上种了土豆、玉米、向日葵以及能想到的各种蔬菜，在老家地里摸爬了半辈子的奶奶，如鱼得水般在院子里忙，总跟在她身后的我，很小就知道土豆是要将果实切成块（每块留有根芽），当作种子埋在地下的；黄瓜、西红柿、扁豆的茎干，须用竹木竿架子撑起来；萝卜直接长在土里，白菜、菠菜、小葱要天天浇水……

奶奶带我们给菜地松土，拔草，上肥，精心得象侍候小孩。东北的土地黝黑肥沃，松软而湿润，春天随便挖一下，就能看到粗大的蚯蚓和各种小虫在其中蠕动，无论种下什么，总有嫩芽争先恐后的长出来。盛夏，掰下来直接煮的苞米棒子颗粒饱满，出锅时散发着特有的清香；秋天，成熟的向日葵饼脸盆般大，瓜子仁白嫩带汁，可直接捧在手里剥生的吃；到了深秋，父亲亲自带我们“起土豆”，他挽着裤脚，挥动铁锹，在前面连续挖开土层，一嘟噜一嘟噜的大小土豆翻滚着露出地面，我们在后面捡拾收获，最后堆成一座小山，这是我家院里产量最高的果实。至于各种蔬菜，更是随吃随摘，除了冬储大白菜，家里平时从不需要到外面买菜。

我家后来也建了个不小的鸡棚，养了二十多只鸡，每天一听到母鸡咯咯叫，我和姐姐便争着去抢拿热乎乎的新蛋。准备鸡饲料，也是奶奶的一项累活儿，虽然她从不知疲倦。

她总是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大声指挥东北阿姨和我们姐妹干这干那，俨然是家里白天的中心人物：

“干这点活也也叫受？”她总这样说，山西老家管干活叫“受”。

“就这扫地擦桌浇园子也叫受？额（我）在家种谷子刨山药（土豆），弯不下腰圪蹴（蹲）不下，在土里跪着爬，那才叫受！”

奶奶一边说，一边把足有两尺长的擀面杖塞给我，教我学着擀面条。那时市面上没有现成的切面卖，红绿纸卷包着的挂面都是走亲戚送的礼。家里吃面条，都是自己擀。

“艺不压身，学会了手艺谁也抢不走。”看我并不情愿，奶奶总是一边讲她的理论，一边亲自给我作示范：和面要用凉水，水里加点盐或打散一个鸡蛋，面才会有韧性；和面时水要一点一点慢慢加，手要向下压着使劲揉……

“懒老婆和软面”，奶奶和的面总是又硬又有韧性，她一只手揉面，一只手不断将盆边粘着的黏稠面粉搓下来，再用力压进面团中，直到将面团、面盆和自己的双手处理得光滑干净。她说这叫“三光”，即面光，盆光，手光，是老家女人和面要达到的基本要求。

和好的面团放在盆里，上面盖块湿布“饧”一会儿，待面团既软硬合适又有韧性，才能开始擀面条。奶奶教我用擀面杖先把面团压成面饼，再把厚面饼擀成薄面饼，再一遍一遍在薄饼上洒上干面粉，一次一次将它们卷在擀面杖上推压，面饼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直到挑起来略透亮了，再洒上干面粉折叠起来，最后用刀切成面条。这样，在我小学五六年级时，已初步学会了擀面条、烙饼、做馒头和包饺子、包子，都是得自奶奶的真传。

奶奶还教我和姐姐针线活，她说女孩子不会做针线，将来到婆家要受气。记得从补袜子学起，那时袜子都是棉线的，穿不了多久就会破，奶奶将袜子套在一个脚型木摸具上，让我们学着在破洞处打补丁。那时衣服也是棉布料，裤子膝盖和臀部特别容易破，学会了做针线，后来裤子这些地方破了，都能自己补好。

作者爷爷、奶奶、姑姑和父母亲

忙完了其它活儿，终于坐到炕上的奶奶仍不闲着，这时她才展示出自己的真正手艺，便是给我们做鞋。

那时除了父母，我们兄妹的鞋几乎全是奶奶一手制作。我从记事到上完小学，脚上穿的都是家制的布鞋。

奶奶做鞋，从“打麻绳”（乡音，纺）开始，麻绳是用来纳鞋底的。她从老家带来一种长长的原麻纤维，浅黄色，好大的一卷，看上去粗糙，实际却非常柔韧顺滑。打麻绳的工具，是一个也从老家带来的木纺锤，两头粗，中间细，束腰部嵌一个大铁钩，长年的使用已将它们磨得油光发亮。

奶奶打麻绳用的那种纺锤（网图）

打麻绳时，奶奶坐在炕沿边，先从大卷麻纤维中抽出一小绺，将其固定在纺锤的钩上，她一只手抓住麻纤维的上端，另一只手推动悬垂在炕沿下方的木纺锤，令其旋转，这绺松散的麻纤维也跟着旋转，很快拧成了一股结实的细麻绳；奶奶把两股这样的细绳双向对着绕在纺锤钩上，再推其旋转，两股细绳麻花般拧到一起，便得到一根更结实的粗麻绳。这样的麻绳就能用来纳鞋底了。

鞋底是用家里的旧衣服和碎布为原料，奶奶把这些布料洗净，趁着潮湿，用面打好的稀糨糊，一层接一层，平平展展的粘贴在一块大木板上，大约粘四五层后，拿到外面阴干，再从木板上揭下来，成为一张厚纸版样的“鞋袼褙”；把“鞋袼褙”剪成脚底的形状并包边，四五个同样的脚底袼褙叠着缝在一起，就可用麻绳纳底了。

上下几十层布的鞋袼褙，厚重而有韧性，一般针线根本穿不透，奶奶要先用一个带把的锥子，在上面使劲扎出一个小洞，才能将穿着麻绳的大号针从这个小洞钻过去；再用锥子在这个小洞下方扎一个小洞，把针从这个小洞穿回来，就是完成了一个针脚。紧挨这个针脚，再用锥子扎上下两个小洞，再用大号针将麻绳穿个来回，千针万线，循环往复，直到鞋底全部被麻绳针脚所覆盖。

鞋底很厚，麻绳很粗，奶奶每用锥子扎一下，再用针将麻绳拉出来，手上要使很大的劲儿，她右手无名指套着硕大的铜顶针，每下针之前，都先将针在自己头发里抿一下，头油使得针尖滑润利索，而当针扎下时，她的嘴也跟着一努一努的，仿佛在帮着手使劲；每个针脚完成后，她还要将麻绳在自己手背上绕二圈，用力再勒一次，使针脚收得更紧。

奶奶纳出的鞋底，麻绳针脚一针挨一针，横成行，竖成列，下行每个针脚顶着上行每两个针脚中的空隙，间不容髮般紧密。粗麻绳鼓鼓的膨凸在鞋底，好像钉了一层厚厚的麻掌。奶奶再用小锤在上面均匀敲砸一遍，令其更加结实平整。

该做鞋帮了，这可要用最好的新布料，一般是黑斜纹布或黑华达呢。奶奶拿出褥子下压平保存的各种纸鞋样，包括脚底样和鞋脸（鞋帮）样，在布料上比着剪出大小合适的鞋帮和衬里。后来我在文物单位工作，看到新疆出土的唐代吐鲁番文书，许多墨迹文字就是写在鞋样形状的纸上，有鞋底形，也有鞋帮形，当年这些文书被当作废纸，人们在上面画了鞋样剪下，无意中保存了一千多年前的珍贵文字资料。

做鞋最后的一道工序是“上鞋”（绱鞋），即将鞋底和鞋帮缝到一起，这也是难度最高的一道。要先将鞋帮的最前端和鞋后跟部分与纳好的鞋底固定，然后从两侧分别下针，须随时注意针脚的大小和松紧，上好的鞋脚面平整，上不好鞋帮会扭着，就要拆开重上。

奶奶打麻绳用的那样的原麻（网图）

奶奶做的布鞋，因为是粗麻绳纳底，麻不怕水又防滑耐磨，常常穿的鞋帮破了，鞋底还是好好的。我看到有同学家也做鞋，但纳底用棉线绳，做好了要先找修鞋的钉上一层胶皮掌，否则穿不了多久。相比之下，奶奶做的鞋就能直接上脚。千百年来山西老家的人们，都是穿着这样的鞋上山下坡，走完一生一世的路。

我小学五六年级时，知道爱美了，脚上总是一双家制布鞋，常有自惭形秽之感。记得有年夏天，班上一个女同学穿了双商店里买的皮凉鞋，脚面是简单的两条皮带，后跟处镂空，样子特别好看，我天天盯着她的鞋，心里羡慕极了。但我知道，只要奶奶手里的麻绳源源不断的打出来，我就永远穿不上那样漂亮的鞋。

除了做家务活，奶奶还教我们做人：

“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她总爱说这句俚语，意思是要以诚待人，你对人家好，人家会对你更好。但奶奶似乎从未换得东北阿姨的心，我听阿姨悄悄告诉母亲，说奶奶常拿家里鸡下的蛋，去对门军队干部住的院子换钱。母亲就对父亲抱怨：“不是每月都给二老零花钱了吗？”东北阿姨说奶奶是在为老家姑姑（父亲的姐姐）攒钱。

我身边最亲近的人是奶奶，奶奶眼里最亲的人却不是我，也不是姐姐，而是她的几个宝贝孙子，就是我的哥哥和弟弟们。我常看到她把老家带来的核桃、大枣、柿饼子什么的，偷偷塞给哥哥和弟弟，她从不叫男孩子干家务活，甚至不让他们进厨房，在她看来，男孩子做家务活是没出息的。

“额的房子早晚是留给额大孙子的。”

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她指的是山西老家的几间老屋，据说那是当年她和爷爷两人，一块一块拣石头，一版一版托土坯，又在乡亲的帮助下亲手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是她和爷爷这辈子的唯一家产。

这老屋按规矩是要留给长房长孙的。

“人家李红（指我哥，奶奶的大孙子）在城里住得好好的，哪会稀罕乡下那几间土房”，东北阿姨总在一边小声接奶奶的话。

奶奶爱说话，但她的听众有限。爷爷因为听了几十年，如今不但不爱听，老俩口还总拌嘴；东北阿姨不大听得懂山西话；她的孙子们成天在外面疯玩，根本坐不住，于是好静的我就成了她的主要听众。

都说人老了只记得早年的事，奶奶说的也都是一些陈年旧事，比如她说老家曾建有外国教堂，她经常去听外国传教士宣讲：

“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该把右脸也转过去（送给他打）” （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奶奶说：“那是教人学好，不与恶人作对”。多年后我回过一次老家，惊讶于当地的贫穷和闭塞，想起奶奶说的教堂和传教士，在二十世纪初年就进入那样偏远的地方，真是不可思议，也许这就是文化渗透吧。

奶奶的主要记忆和故事，几乎都是与我父亲有关的。父亲是她的长子，也是她的骄傲：

“你达达（老家话，爸爸）十八岁离家，一去十多年没消息……”她的讲述从来都是这样开始。

她说父亲从小爱读书，但家里没钱上不起学，又要为别家帮工放羊，便常赶着羊群到学校附近，自己悄悄到教室窗外听课，老师发现了找到家里，说可以不交学费念书，此时父亲已经十二岁了，终于开始入学。读了四年后听说再上就要缴费，便想让他回来。学校校长说，这孩子书读得好，字也写得漂亮，中断学业可惜了，才不收学费又念了两年，算是读完了高小。毕业后正没着落时，恰好附近来了同蒲铁路的筑路测量队，乡下识字人少，读了六年书的父亲算是宝贝了，当下被收做记录员，很快就跟着筑路队走了。

（注：2020年父亲百年诞辰，我为撰写纪念文字，查阅了大量史料，发现实际情况是：父亲该上小学时，主政山西的阎锡山正在全省强力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当时官方发了文告，要求无论城镇乡村，孩子七岁必须入学读书，实行至少四年免费教育，适龄儿童如不入学，可视为违法，家长和学校都要被追责。父亲之所以十二岁还未上学，主要原因应是家中缺少劳力，需要他帮工。老师发现早过了年龄的父亲，才会找到家里。但四年后再续读，就须缴纳学费，父亲能够读完六年高小，后两年确是因成绩好而感动了校长，属于校方给予的特别优惠）

“一走十三年，一封信也没有，都说早就不在了，谁知能回来呢……”

每当说到这，奶奶两眼就开始放光，我知道她又要说1950年父亲衣锦还乡进村那一段了：

“就听得外面有人喊：你家大儿子回来了！”

“额手里正和着面，一下面和盆都扣了，额也坐地上了。”

奶奶边说边擦眼泪，我能想象小脚奶奶当时站立不住的样子。

“你达达进了门，才扶额起来。”

奶奶眼角的皱纹舒展开了，那无疑是她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刻。

1954年时的作者全家（小弟还未出生）

原来，父亲1937年随同蒲铁路筑路队离家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进入华北的日军攻入山西，父亲跟着队伍南撤，先到太原，后到临汾，此时的他还想读书，偶然听说当地一所名为“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学校正在招生，而且不收学费，不限考生的学历和年龄，便立刻前去报考并被录取。

入校后才知道，这所大学是1938年前后国共短暂合作时，阎锡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倡议而创办的，实际也要为自己培养后备人才，阎亲自兼任校长，主管人是他的心腹幕僚，当时的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化之；但日常负责的学校政治处主任杜心源和教务处主任杜任之等，其实都是中共党员。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成立初期声名显赫（以下均简称“民大”），此时临汾已成抗战前线，民大又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所以吸引了大批著名学者教授和学生慕名而来，李公朴、江隆基、侯外庐、周巍峙、徐懋庸、肖三、丁玲、萧军、萧红等都曾短期到校授课或发表演讲，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五千余人，来自全国十八个省，包括平、津、宁、沪和东北流亡青年以及归国华侨，大者二十五六岁，小者仅十三四岁。

后来由于日军进攻临汾，阎锡山率总指挥部撤退，命“民大”校本部数千名师生随之同迁，开始了向西面吕梁山腹地一带的转移，曾由吉县经大宁、隰县折转至蒲县的克城镇一带驻扎（1968年，我和姐姐下乡插队就在山西蒲县，与父亲当年的足迹神奇重合）。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和进攻，阎锡山一直带其总部和“民大”师生游走于壶口瀑布附近的黄河两岸，落脚点多在吉县（山西）和宜川县（陕西）等地，最后长驻陕西宜川。

此时，随着中共影响在学校的渗透，又因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稳固扩大，“民大”学生和教员时时有人出走延安，成为公开的秘密。1939年底，阎锡山突然发动“晋西事变”，疯狂打击各抗日团体和各地民主政权，为保存进步力量，“民大”中的许多进步学生和教官在中共党员带领下，陆续分批行动，奔赴延安，父亲也在其中。当时学校驻地在宜川县以西的官亭镇和龙泉村一带，距离延安边区仅有不到百里的路程，天时地利，都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绝好机会。

1940年初，父亲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入党，被分配到中央财经部做文秘工作，不久又调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在秘书处文书科工作直至1945年9月。父亲能进入中办秘书处，我想与他履历简单，还写得一手好字有关，毕竟那时革命队伍中有一定文化，又出身穷苦人家的年轻干部不多。

出于安全的考虑和战争的原因，父亲一直未与家里通信，还和当时到延安的许多人一样改了姓名。1945年8月抗战胜利，父亲参加紧急组建，近千人的“中央干部工作团”（简称“中干团”）赴东北，于当年9月初从延安出发，北上穿过清涧到绥德，再折转向东，经碛口古镇渡黄河进入山西，过敌人封锁线，绕北方重镇张家口到承德，再日夜兼程进入东北，于各地农村建立政权和根据地。父亲在吉林桦甸担任县委书记时，遇到延吉市初中毕业跑出来参加工作的母亲，结婚后在吉林市安家（当时吉林省委在吉林市）。1949年全国解放后，父亲得以回山西老家，看望多年未见的双亲并接二老到东北。

一直音讯全无的父亲还乡，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奶奶说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围在老家门前，来看“当上共产党大官”的李家大儿子。她说父亲是当地所出最大的文官，还有一家的儿子在部队里，是最大的武官。

父亲接送爷爷奶奶往返山西老家时，带双亲游览北京故宫（还有姑姑和她的儿子）

父亲是奶奶的骄傲，但我记忆中的父亲，却总是与奶奶话不投机，娘儿俩常常说着说着就要拌嘴。这是因为奶奶虽然不识字，却总爱对时事发表评论。比如她常说：

“共产党两件事办得好，一是不让耍钱，二是不让抽大烟。”

我们山西老家过去一直有赌博恶习，冬天地里没活，人们猫在家里炕上耍钱，男人赌红了眼，输房子输地的事一点不稀罕，村子里为此常闹得鸡犬不宁。解放后这一条立刻断了根，奶奶因此满口夸赞。

至于抽大烟，上世纪中叶前西北地区罂粟种植非常普遍，鸦片买卖和吸食不是多神秘的事。据说爷爷的一个远房兄弟就贩过烟，家里还专门挖了地窖存放。因抽大烟而倾家荡产的也大有人在。奶奶对此也深恶痛绝。

奶奶接下来的话父亲便不爱听：

“电匣子说，合作社好，人民公社好，额看不出咋个好，地地圈一搭，人人圈一搭，谁肯下死力受？”

那些年奶奶、爷爷和姑姑，三天两头山西东北来回跑，母亲常说钱都花在铁路上了。奶奶多次回老家，对乡下的变化很是清楚。记得她用手指着窗外太阳对我父亲比划着说：

“阳婆（太阳）老高了，队长带着几十个劳力，还圪蹴（蹲）在房檐底下抽烟，晒够了抽足了，拿锄拿铲下地溜达几圈，庄稼哪能长得好？这么大呼隆一起干，是额额也不出力。”

她最后总结道：“人骗地一晌，地骗人一年。”

她最不满的是大炼钢铁和吃食堂。各家的铁锅都砸了当原料，连她箱子上的锁也被撬了拿去炼钢；公共食堂先是敞开肚皮吃，后来又吃不饱：

“好好的铁锅，”她两手做出端锅的样子，然后突然一松“咔嚓嚓！全打烂在地下，说是炼钢铁，到底也没见炼出啥。食堂吃垮了，还得回各家，可没锅没粮啦……”

每当这时，父亲就听不下去，开始和奶奶争，母子俩常常吵得脸红脖子粗。记得母亲总劝父亲：“她那么大岁数了，你和她这么认真干嘛？”父亲说：“她出去也这样说，影响多不好。”

父亲那时是省里主管农业的领导干部，他知道奶奶话多，当然不想让她在街坊邻居面前也这样说。那时正是中国党和苏共论战时期，广播里总在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父亲就对母亲感叹：“看来只有让她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这本是中共挖苦苏共的话，父亲用到奶奶身上了，而且反复说过，要不怎么让当时上小学的我记住了。

2005年，哥哥（右二）和大弟（右一）在老家与亲戚合影，后面的老屋是父亲的出生地

世事难料。谁能想到先去见上帝的，不是年老的奶奶，而是中年的父亲。

1964年，父亲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回来不久即接到去北京工作的调令。新单位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是协调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往的中央直属机关，负责驻外使领馆文化官员的派遣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下属有东方歌舞团、对外展览工作室、第二外国语学院等。与父亲同时调入的还有多位其他省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对外文委那时与文化部在同一地点办公，位于朝内大街路北的一栋灰色大楼内。此时文化部也正在更换领导班子，原几位文化名人担任的部级领导均被免职，从南京军区调入以第二政委肖望东为首的一批南京军区干部，从湖北省和武汉军区调入部分省级领导和军队干部，从上海市委调入以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为首的一批具文化专长的干部，其核心机构大部分领导岗位都被除旧换新。文化部的这次改组，涉及面之大和调整干部之多，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在当时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各部委引起很大震动，甚至被认为是重建了一个“新文化部”。

后来得知，不只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当时外交部等多个中央部委，1965年也从地方各省调入大批司局级以上干部，充实和调整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回过头看，这无疑是在为那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做组织上的准备。

1966年“文革”开始，机关里大字报铺天盖地，领导们被批判靠边站，父亲因主管干部工作（时任对外文委干部司司长）而受到更大冲击，一度被打成“走资派”甚至“反革命”，遭到造反派的轮番批斗。近二十年在东北省城一帆风顺的父亲，到北京工作仅两年，连东南西北还没弄清楚，就被卷进了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在巨大的惶恐、迷茫和压力下，他几度晕倒在批斗现场。此时父亲已罹患脑瘤，医院的混乱也延误了诊疗，1967年经宣武医院确诊仅两周就撒手人寰。年纪刚过四十七岁。

母亲说，父亲是吓死的，他出身贫苦，工作勤奋，为人诚朴，一直受到提拔重用，路太顺了，哪里经得起这样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

父亲的死，在我家仿佛塌了天，对奶奶更是致命的打击（爷爷已逝），她七十多岁了，老年丧子，又看着年轻的母亲（时年35岁）和我们五个未成年的孩子，真是哀痛之极。记得她天天坐在我家阳台上，以老家女人特有的方式哭，那哭声忽高忽低，时大时小，其间还夹杂着话语样的诉说，悠长而婉转，仿佛一曲唱不完的悲歌——她最爱的大儿子死了，年轻的儿媳要下干校，孙子孙女们要上山下乡，一个好好的家要散了……

1971年冬，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收到河南干校母亲的来信，得知75岁的奶奶在山西老家病逝，死在她要留给大孙子的老屋里。

几十年来，我偶尔也会梦见奶奶，她盘腿坐在东北家里的火炕上，一双小脚压在腿下。梦中的奶奶，永远在打麻绳，或是纳鞋底。

奶奶和从前的许多中国妇女一样，一生无名，记得我家在东北和北京的户口本上，她的名字只写作“李陈氏”。我问过家里所有人，连奶奶最初的乳名也无人知晓。悲夫！

直到现在，我也只知道奶奶姓陈，是我们李姓人家的媳妇。

谨以此文，纪念我劳作一生并有大智慧的奶奶！

2005年，迁葬爷爷奶奶于老家祖茔，墓碑上爷爷名“李堂”，奶奶名“李陈氏”

2012年初稿

2022年8月补充

修改于京郊寓所

李力专列

李力：我的母校北京女四中

百年沧桑的崇贞学园